文|周八骏

　　五月十八日张德江委员长在香港社会各界欢迎晚宴上指出：““一国两制”实践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尚需完善。一些深层次矛盾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逐渐地显露出来，这有其客观必然性。”分析香港政治光谱演变有助于理解这一精辟论断。

　　卅年变化 交叉复杂

　　香港政治光谱演变已历经三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八四年中英发表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英国宣布将在香港推行代议政制，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香港政治形成基本矛盾——英国以所谓“还政于民”来对付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决定“拒中抗共”势力与爱国爱港阵营对立的香港政治光谱基本分野。但期间，除末代港督单方面推行政制改革，两大阵营围绕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是否实施原已列入《基本法》附件二的“直通车”安排展开斗争，大部分时间香港政治光谱分野不突出。

　　彭定康毁坏“直通车”，所以特区成立后，港英时代最后一届立法局的“拒中抗共”阵营议员集体“下车”，使香港政治光谱在那一时段呈现明显的不同色彩。在一九九八年九月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产生后，到第二届政府提出关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工作的四年间，香港为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空前严重经济衰退所困扰，政治矛盾暂时隐然。

　　第二阶段，从二〇〇三年七一游行和随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工作夭折开始，到二〇一〇年上半年关于二〇一二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改革，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加剧，围绕香港政制发展是沿续“九七”前伦敦设定的“还政于民”的轨道，抑或遵循“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指引，两大对抗政治阵营泾渭分明、形同水火。二〇一〇年上半年，“拒中抗共”阵营出现暂时分化，一部分趋于激进而发动所谓“五区总辞 变相公投”，一部分不仅拒绝“五区总辞 变相公投”而且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支持特区政府提交立法会审议的政改议案。

　　第三阶段，从二〇一一年下半年开始，香港政治光谱变得色彩斑驳。长期被忽略的社会贫富差距恶化，使香港分层社会结构演变为贫富悬殊的阶级对立。上层政治经济圈形成多个不同而相互竞争的既得利益集团。随着“一国两制”与时俱进，跟“九七”前有着深刻联系的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开始摇摆。这一切，反映在香港政治光谱上，呈现立体而交叉的多重色彩的复杂结构。

　　在“拒中抗共”阵营中，若干以基层为背景的政治团体，与若干以社会精英为背景的政治团体，就民生议题的政策主张出现分歧。于是，“拒中抗共”阵营的最初代名词“民主派”演变为“泛民主派”，意味着属于这一阵营的政治团体仅在争取所谓“真普选”即争取落实伦敦在一九八四年提出的“还政于民”目标上一致。

　　类似情形，在爱国爱港阵营中也开始呈现。代表工商界利益的政治团体，跟代表劳工和基层的政治团体，很容易在民生议题上对立。另一方面，跟“九七”前联系深刻的政治团体、政治人物有时在政治议题上发表暧昧的言论，试图在两大对抗政治阵营之间找中间位置。于是，爱国爱港阵营分化为“建制派”与爱国爱港中坚力量。

　　二〇一二年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使上层政治经济圈的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充分暴露。爱国爱港阵营结构更加复杂。如果说在二〇一二年行政长官竞选前，不同于爱国爱港中坚力量的“建制派”，是以同“九七”前有着深刻联系，以及在阶级对立中站在富人一边为特征，那么，自二〇一二年行政长官开始，这一部分增添了一个新的重要特征——争取今天和明天的香港管治权。

　　左右碰撞 矛盾叠加

　　“港人治港”的“港人”固然包括建制派，问题是为谁“治港”——是为香港全体居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抑或为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少数香港居民?从二〇一三年初“拒中抗共”势力提出并实施“占中”计划开始，香港政治光谱进入急剧演变的新阶段。

　　第一，“拒中抗共”阵营为极端势力所驱动，集体越来越激进。所有反对派政治团体都参与了二〇一四年的“占中”行动。二〇一五年六月，反对派全部立法会议员都投票否决关于普选行政长官的政府议案。

　　第二，冒起于“占中”行动的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纷纷成立新政治团体，鼓吹“香港自决”和“香港独立”。不无讽刺的是，在二〇一〇年公民党因为参与“五区总辞 变相公投”被视为“激泛民主派”，而今，却因为“港独”势力更极端而被某些人称为“温和泛民主派”。

　　第三，传统反对派的主要政治团体民主党、公民党，发生自它们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分裂，退出这两个政治团体的知名政治人士，分别成立两个新政治团体，都探索香港政治第三条道路。

　　第四，上层政治经济圈的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在已然展开的关于二〇一七年第五任行政长官竞选中，争夺更加激烈。

　　最后却决非次要的是，阶级对立与政治基本矛盾进一步叠加，建制派更分化。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