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当半数国民都在被雾霾熏得满眼迷蒙，“双11”狂购的商品还没有收到，又被“双12”的各种诱惑喊得头晕目眩的时候，很少有人关注，一个中国老人不招人耳目地去了瑞典，接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诺奖颁奖。接着，这位老人又去了当地的一所医学院，与其他几位获奖者一起，出席了诺奖专题演讲会，长达半个小时的演讲，很好地为中医药做了一次“背书”，也表达了一位科学家“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情怀。据说，这个演讲的内容，引起了无数国内网友的点赞，很是为中国人大大地长了一回脸。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屠呦呦先生这次演讲的图片时，就非常纳闷：她的右边上为什么一直有一张欧洲男士的面孔，而且与她的脸距离是那么近?中间还时不时看一下她的脸，或者看一眼她的演讲稿?这无论是从场面上看，还是从礼仪上看，都是不太正常的。再后来，有媒体披露了内幕：这位男士可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也不是什么闲杂人员、工作人员，而是这场演讲会的主持人、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副院长、传染病学教授janandersson先生(对应的中文，应该叫“简·安德森”吧)。原来，前面两位演讲者都是男士，都是站着演讲的，而屠先生上台后，主办方就给她搬了一把椅子，让她坐着讲。可是麦克风的线一下不够长了，于是这位副院长、教授、主持人就跪在屠先生边上，一手为她支起话筒，另外一只手在身后扶着屠先生。屠先生的演讲持续了半小时，他就这样跪在原地半个小时，一动不动。

　　说实话，看到这则幕后消息，我被这位安德森教授结结实实地打动了。我不知道他可练过什么功夫没有，那样的一种姿式长跪半小时纹丝不动，常人应该是做不到的。而且，他肯定与来自中国的屠先生没有什么私人关系，绝不可能因亲缘、情缘关系而为她这样做。那么支撑他为屠先生长跪的，只有信仰、信念的力量了。这种信念，就是对科学的尊重，对长者的尊重，对自己工作和职责的高度负责。

　　我在想，如果这样的颁奖活动换到我们来做，也遇上同样的问题，我们的主持人又会怎么处理。依本人多年参加各种会议、见识过多种类型主持人的经验，大体会出现这样几种情形：一是换麦克风，不就是线不够长么，换根线就是了，大不了耽误几分钟时间;第二，把演讲台的位置移动一下，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啊，移一下演讲台，缩短一下距离，线不就够得着了么;第三，我只是一名主持人，如果再考虑到我是副院长、教授的身份，让我跪着为演讲者拿话筒，是不太合适的，那就让旁边搞会务的工作人员来吧。

　　这样想，当然不是刻意去讽刺、歪解我们自己，人为抬高别人。而是说，这样临场应急处理方式的不同，背后其实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对待科学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安德森教授那里，能够最快、最简单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最好的答案，与其耽误时间、影响别人，不如自己一跪来得更简单，也许他没有料到屠先生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但出于信念和职责，他必须这么坚持到底。并且，为科学下跪，为长者折枝，这是一个理性之人应有的本分啊。而在我们的生活辞典中，临场“抖激灵”的变通手法不在少数，尤其是那些头上有些帽子和光环的人们，要他们放下架子、丢下面子，去做这种长跪不起的事，估计难度比屠呦呦获奖的系数还大。

　　我们虽然不习惯于为科学下跪、为长者折枝，但向衙门和官员下跪的场面倒经常出现。这不，在中国“铁老大”的全国总部门口，他们自家的几十名员工，又在集体下跪了，向领导哀求提高收入。冒着严寒，顶着雾霾，集体来这么一跪，也是够拼的了。可这样的下跪，究竟又能够感动谁呢?

　　宛农(芜湖著名民企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