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难民危机将欧盟逼入严峻的两难境地。一直以来，欧洲就肩负有帮助战乱受害者的历史责任，有责任心的政治家们意识到，阻挡人们为了保住性命而出逃的道路是有违人道的。出于道德和现实的因素，欧盟不可能在其周围立起屏障，上演现代版铁幕。然而，欧盟此刻所面临的来自行政及政治问题尤其是民粹主义势头重现，对难民涌入的反对——限制了欧盟在短期内吸收大量难民的能力。

　　要对症下药，首先需要明白促使数以万计的难民逃离家园的真正原因。很显然这之中少不了政治迫害的因素——尤其是叙利亚与伊拉克间毁灭性的战争，但难民潮同样反映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中东地区已经无法如亚洲、拉丁美洲以及南非大部分地区那样提供收入增长，来提升经济水平、摆脱贫穷了。

　　欧盟应当将确保难民有机会参与经济活动，作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提上议程。欧盟应从叙利亚商界将本国企业转移至土耳其加济安泰普自由经济区中获取经验。如有可能，欧盟应与其他目前收容大量难民的国家合作，一同建立开发区以供叙利亚人能在其中合法工作。

　　叙利亚周边国家无法提供机会加剧了潜在的经济问题。年轻人被迫中断学业，出于对难民会与当地人产生岗位竞争的担忧，很多地方将全部或部分难民拒于合法劳动力市场之外。因此难民们不得不面临艰难抉择：要么生活在难民营，试图在非正规部门勉强维持生计，要么憧憬在欧洲开创未来。许多人选择了后者。

　　难民们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生活越久，没有足够的教育设施提供给年轻人，没有真正的就业机会，难民营就越有可能变成一个理想破灭、充斥厌恶、引发激进的中心。随着抗争一拖再拖，难民无法融入一个稳定社会的风险将越来越大。

　　法国和德国的经济部长——马克朗及加布里尔，最近共同发起100亿欧元(约合108亿美元)基金用于稳定该地区。该如何花好这笔钱，需要认真规划以满足长期的分配运用，而不可被腐败的官僚政客们从中获利。

　　欧盟应支持扩大类似加济安泰普自由经济区的试点。难民营需要变成创业活力的磁石，吸引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大量叙利亚商界领袖，在战争结束时能为国家提供可行的商业模式。

　　历史上以小中心撬动大地区的例子比比皆是。中世纪晚期，欧洲因自治城邦的特殊制度而变得富有。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创建经济特区，促进市场蓬勃发展的监管设计，开启了中国的繁荣发展。这些地区都有很强的示范效果。区域其他国家都想要效仿他们。

　　可以肯定的是，难民对于叙利亚的邻国来说是一个微妙的政治问题。据估计，200万叙利亚人生活在土耳其，100多万居住在约旦。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难民营之外，许多人的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非法的。失业率在土耳其和约旦分别约为10%和12%，而他们的政府本能地警觉到难民涌入将威胁到本国公民的工作。

　　因此，在前线国家建立开发区的目的，应是为难民以及收容安置难民地区带来共同利益。譬如欧盟可以通过为住宅楼、写字楼、仓库和公共部门设施建设融资，增加对地方建设服务的需求来达到这一效果。

　　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将得以在该区域进行商业生产活动，既可以解决叙利亚难民的就业，也可聘用东道国的工人。该计划还将能使遭受破坏的叙利亚企业有机会运用新的设备重新再来，并有可能带动联合生产和培训计划，如欧洲雇主派遣技术工人培训难民。

　　该区域的建设还需欧盟补贴来吸引投资者。除了注资，欧盟还可以通过租金补贴、向雇佣难民公司给予援助等形式提供支持。这些新的创业技能中心将在未来很好地嫁接、转移至冲突过后的叙利亚。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叙利亚周边国家担心难民可能会长期存在。而开发区所释放出“经济正在等待”的信号会帮助他们减轻恐惧。

　　开发区不可能是万能的。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叙利亚的持久和平。但它们将提供机会来解决一场内战带来的悲惨但可避免的后果：数以万计的人们失去通过合法渠道为自己及其家人谋生的机会。

　　(作者马库斯·布鲁纳米尔系普林斯顿大学本德海姆金融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教授、欧洲大学学院的历史系教授;昂尼斯·马尔伯格系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候选人。版权：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