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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钧

　　★“好嗓子满地都是，永远都有，关键是唱歌人的态度和状态是什么样的。”

　　★“国内电视台都太急功近利，结果就是蜂拥而上、忽略细节。”

　　★“这些年没有什么好的作品出来，原因就是关注都在歌手上，别的环节都萎缩了、死了。”

　　“都说章子怡是《中国最强音》四大导师中的未知元素，但郑钧身上的“X”一点都不少：2007年，他受邀担任湖南卫视《快乐男声》评委，但双方合作并不愉快，因为不满“选拔男色而不是男声”，他中途退出，还放出狠话“以后绝不担任比赛评委的工作”。时隔6年，郑钧为什么决定参加这档同样是由湖南卫视主办的选秀节目?在流行音乐门类中，摇滚是最有个性也最具反省精神的表现形式，作为中国摇滚的代表人物，郑钧又是以何种心态投入这种以制造冲突和话题博取收视率的电视节目?作为音乐导师，他又能为这些唱着别人的歌起步，迅速成名又迅速陨落的选秀者做些什么?”

　　为什么参加《中国最强音》？

　　“这两年的选秀，大家都在骂，又都在袖手旁观。我却觉得，选秀作为一个平台应该是中性的，主办方和评委共同认可的评审标准决定了选出什么样的冠军，所以只要主办方和评委事先能达成一致，这个节目还是可以来的。”

　　问：当年您退出《快乐男声》的时候，曾声称自己以后再不参加这种选秀节目。

　　答：对，当年我以为这种选秀能让一些唱得好的选手有机会成为职业歌手，结果往那一坐，才发现这种选秀根本不公平，没有人关心谁唱得好、谁唱得差，很多人一上台就被废掉，因为人家觉得你长得不好看。当时我就颓了，我来干吗?所以就退出了。

　　问：那您为什么会参加《中国最强音》?

　　答：去年，我发现我妈特别喜欢看《中国好声音》，就陪着她看了一期。我发现引进节目模式确实改善了国内选秀节目的质量：其中一个好处是，电视台把行业里最好的编曲、乐手、灯光、音响找来了，何彪是这个行业现场演出最好的调音师之一了，现在给我们做调音。其次，我发现，现在选秀节目在尝试做以前唱片公司跟经纪人做的事。电视台有钱有收视率，他们挖掘新人，然后他们又重新编曲、包装、出唱片，再销售给消费者，消费者通过荧屏见证了歌手诞生、成长、发片的全过程，这种方式远比通过唱片被人记住有效。另外，现在的选秀确实注重唱功了……所以“最强音”来找我，我答应去看看。

　　问：您怎么理解“最强音”这个概念?又如何理解导师这个身份?

　　答：一般的选秀，基本上是谁的嗓门大，谁就是胜利者，为什么?一个原因是电视的音响有问题，你听不到细节，所以谁嗓门大，你觉得谁给你的冲击大，谁就是冠军。我理解的最强音恰恰不是最强大的嗓门，甚至不是最好的嗓子，而是最强大的内心力量——古代的时候，人唱歌是没钱拿的，可为什么人还钟情于唱歌?因为唱歌是最直接的帮助我们回归人性美好状态的手段。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做出这样的节目来，不管是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是我自己来讲，都愿意关注这样的节目。

　　我也不想做成一个《中国好声音》那样的节目，因为我觉得好嗓子满地都是，永远都有，关键是唱歌人的态度和状态是什么样的。这也是我最终参加这个节目的原因——你让什么人站在台前，就会影响无数人变成那样。我让一个禽兽般的人站在那，他嗓子巨好，是一个豺狼在唱歌，所有人学习这个豺狼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罪人。当我有这个权力、有这个能力让一只海豚歌唱的时候我一定会极力争取。

　　问：针对这一点，湖南卫视是否有所承诺，比如整个评审过程完全是按照四位导师的选择进行?

　　答：有承诺。其实我们四个人坐在一起，你很难去控制。节目组曾经向我们推荐过一个女歌手，是《我是歌手》的伴唱，希望我们重点考虑一下。但我们觉得她唱歌的感觉不像主唱，好像还在给别人做和声，就没让她过。后来，节目组恳求我们再给她一次机会，她在另外一个站又报了名，再唱，我们还是说不行。所以在我看来，这次比赛还是相当公平的。

　　第一期为什么那么差？

　　“第一期出来以后，我们都傻了，章子怡直接哭了。网上说我们不该叫‘中国最强音’，应该叫‘中国最勉强音’，我给四个导师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名字叫‘中国最坚强音’——坚持到底、患难与共。”

　　问：关于第一期节目的问题，导师有没有和节目组交流过?

　　答：节目组可能刚起步，有点反应不过来，他们当时就是台里的音响师往那一杵，我说这个音响绝对不行，歌手听不清楚、我们也听不清楚。还有一个原因是第一期导演组初选留下的歌手确实不行，再加上几个导师我们第一次合作……记得当时看样片，我们都傻了，章子怡当场就哭了。后来她告诉我们，那天根本没睡着觉，哭了一晚上。我们四个导师当时也觉得以后只能相依为命了，所以我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叫“中国最坚强音”，我们四个人互相勉励、患难与共。

　　后来录上海站的时候，湖南台的记者例行访问，问我深圳站(第一期节目)的感觉怎么样?我说，方方面面都有问题，基本算是个灾难，挺失望的。如果上海站再这样，就不是失望，是绝望了。结果上海站还不错，节目组紧急调何彪现场调音，又调来一个英国剪辑师后期制作，所以第二期出来，反响就没那么差了。

　　问：除了剪辑和音响，当时网友质疑较多的还有导师的点评风格，有些网友觉得“好声音”刘欢的点评比较专业，但“最强音”的四位导师YES、NO的理由就是“我喜欢你，所以给你YES”，感性比较多?

　　答：我觉得这有点像《我是歌手》和《中国最强音》的区别：《我是歌手》就是一帮职业歌手在唱职业歌手的卡拉OK大赛，这些人从技巧来讲区别不大，区别就是如果观众票选，谁嗓门大，谁就是冠军;最强音是什么呢?是草根奋斗记，所以，我们更推崇草根的这个状态——技巧第二，激情第一。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评论技巧?因为你的评论和导向对于这些唱歌的人影响很大，你如果特别强调技巧，他就会特别专注于技巧怎么改善。但如果你说，“我更注重你唱歌的感觉，我更注重你唱歌时发自内心的这种状态”，他可能就更注重挖掘人性美好的一面。

　　比如上海站，我们四个一起站起来鼓掌的那个龙哥。他站在舞台上说，“我60岁了，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每天听音乐、学吉他，我喜欢摇滚。”他演唱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个60岁的人发自肺腑对人生的呐喊。他唱得肯定有瑕疵，音准、节奏都有毛病。但是我为什么不去评论他呢?因为没意义。他歌唱最大的意义，就是站在那展示一个活了60年的人对生活的热爱，所以我说肯定给你一个Yes，这是我们跟别人的区别。

　　问：但是“最强音”确实找了很多的职业歌手，比如《梦想中国》的熊汝霖，还有阿兰、李佳薇、胡灵，其中莫艳琳当年还为章子怡指导过声乐?

　　答：我们这个节目的确有几个小孩，参加过好几个选秀节目，拿过好几个前几名，这回还来，他们把这个当成职业了。在行业里时间混得比较久的人，确实很有技巧，知道怎么讨好你。不过，大家可以慢慢往下看，他们到底能走多远。

　　为什么不同的选秀模式到了中国都变得高度雷同？

　　“从制作上讲，国内电视台都太急功近利，结果就是蜂拥而上、忽略细节，做出的节目大同小异;从选人的角度上说，中国不缺故事，但缺好歌手，所以节目虽然不同，但选才的标准都是‘有故事的好歌手’。”

　　问：看版权节目的时候，你能清楚地分辨《美国偶像》(AmericanIdol)、《未知元素》(X-Factor)和《好声音》(Voice)三者的区别，但到了中国，变成《中国梦之声》、《中国最强音》、《中国好声音》后为什么差别就不大了?

　　答：原版节目你为什么能看出差别，因为节目中有细节，他们特别能沉得住气，一步一步就走出自己的风格;但国内的电视台太急功近利了，但凡沉不住气，一窝蜂冲上去就开始同化,都想着“咱们赶快把这事弄完吧”。人家一个阶段拍一个月，咱们只用十天，人家剪30遍，咱们剪20遍。草草进行当中，很多细节就被遗漏了，结果就导致咱们做得糙。

　　国外和国内的音乐素养也有差别。英国、美国整个民族的音乐素养特别好，你随便抓一把，十个里面有五六个能唱得像模像样的。但他们的生活太平淡了，没什么故事;中国的情况是，你抓一把，十个里面能找出一个唱得不错的就该庆幸了。但中国人不缺故事。对这种情况，各家电视台只能找平衡——节目不同，寻找的都是有故事的好歌手。

　　为什么选秀节目火，但选秀歌手立不住？

　　“从前的歌手是先出唱片然后火，选秀歌手是先火后出唱片，要从模仿阶段生发出自己的风格是个特别难的槛儿，90%的人过不去。”

　　问：选秀目前似乎已经成为新人出头的唯一通路了，为什么会这样?

　　答：因为现在市场的导向变了，原来的模式是唱片公司制造唱片然后推向市场，一条流水线上有词曲作者、有歌手、有制作人员、有唱片公司。现在的模式正好相反，电视台通过选秀来创造歌手，他们总是先选最容易产生利润的环节——歌手。结果就是大家只关注好声音，以为好听的歌是歌手一张嘴唱出来的，其实不是，好听的歌是创作者一把鼻涕、一把泪写出来，再加上编曲、制作团队精心制作录音才拿出来的，好几个环节构成了这个产品。所以，这些年你看没有什么好的作品出来，原因就是把所有的关注都集中在歌手上，别的环节都萎缩了、死了。

　　问：但是选秀节目很火，选秀歌手却没几个能立得住?

　　答：以前的歌手基本是先出唱片后火，他们的特点是已经找到自己的风格了，消费者买的是这个唱片，买的是音乐。

　　选秀歌手是先火后出唱片。他火既不是靠个性也不是靠作品，是靠这个人的魅力取胜，是人比人比火了。另外，大部分选秀的歌手都处于模仿阶段，没有自己的风格，一旦让他们出首新歌，90%的人找不到北，这时候你模仿谁呢?

　　从模仿进化到有个性，是业余到职业的一道大槛儿，许多人迈不过去，包括那些选秀专业户。他们到哪儿都得宠，特别会揣摩评委的喜好，到哪儿都能进前十名。我一个朋友是制作人，给一个选秀歌手做唱片，他说我觉得这首歌你应该这么唱，选秀歌手直接说，我觉得我这种唱法挺好的，我就是这么成功的——他以为他是靠这种唱法成功的，其实这套玩意只是讨好评委和现场观众的技巧，用在唱片上根本行不通。所以，你看很多选秀歌手巨火，一出唱片就完蛋了。

　　问：问题是像您说的歌手通过唱片火的这条路现在基本没有了?

　　答：对，所以要调整选秀模式。我为什么参与“最强音”就是这个原因——我企图把一些原创的歌手放进去，让他在这个模式中去磨合。如果他的原创歌曲能火，我相信他将来再出唱片都会火。所以我们四个导师都选有特点、有个性的选手，唱得好没特色的一律踢掉。模仿好没用，个性是什么东西?我一听就是你，我就是要买你的唱片。文/本报记者 祖薇

　　回首郑钧

　　“什么年代音乐都是一条险途”

　　20年中国歌坛到底改变了什么?当事人郑钧说：“20年前，没有选秀节目，也没有什么一夜成功的办法。把你锁在黑屋子里，逃生口只有一个，就是一天吃一套煎饼果子然后好好写歌，把歌写出来，这是实现梦想唯一的办法。”

　　“今天是有一百种实现梦想的办法，能坐在那吃着煎饼果子写歌的人都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上班养家了，或者他刚刚表现出唱歌的天赋，就被拔苗助长成选秀冠军了。他们失去了成为许巍和张楚的机会，许巍和张楚不是歌手，是能沉下心来、耐住寂寞去写歌的人。”

　　“这个时代很悲哀，天才没了。什么年代音乐都是一条险途。”

　　在歌厅里助唱，干了一个月就被赶出来了

　　23年前，郑钧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退学回家。退学的原因是，“获得了一个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但如果毕业再走，就要教几万块钱的国家培训费，没钱，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动退学。”回到故乡西安，郑钧才发现没有学历什么工作都找不到，而办签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办了两年时间都没办完。

　　两年中，郑钧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在歌厅里助唱，干了一个月就被赶出来了。因为人家想听谭咏麟《爱在深秋》，可他一上场，不是罗大佑就是崔健，吵得人没办法跳舞。第二件事是跟着一个草台班子到处走穴。一辆卡车拉着灯光、音响以及所有的人奔波于二三线城市，到地儿自己先装台，然后演出。每天的工资二三十块钱，有时候还得睡在舞台上看设备。让郑钧下决心“入伙”的原因是团里有一把价值一万多的日本电吉他，人家承诺，“演出时，这把吉他归你弹。”演出间隙，郑钧写出了《赤裸裸》，跟他一起演出的草台班子老板的儿子对此很不解，“你写歌干吗?已经有这么多可以唱了，还写什么歌?谁听你写的歌?”郑钧一笑，“写着玩，就为给自己留个念想。”

　　一碗肉丝面14元，不能每天吃，太贵了

　　1992年，郑钧终于拿到了美国签证，是纽约的一所大学，专业是对外贸易。香港的机票订好了，行李全部运到了深圳。他给圈里一个有名的经纪人“四哥”郭传林打电话，和他告别。郭传林却说：“你来北京吧，我们要成立一个公司，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来做一个歌手。”他想了想，就真的退了机票，揣着800元钱去了北京。“我嫂子对我说：‘你疯了?北京有成千上万的歌手，你有这么大自信?’我说：‘我没有那么大自信。可是我想试一次。哪怕就是回深圳来当出租车司机，我也认了。’”到了北京，“四哥”告诉他，“你来早了，香港老板没来呢，你有没有亲戚朋友，到他们家去住住?”

　　这一住就是三个月，郑钧回忆，自己住过“二外”表弟宿舍，拆迁街道上最后一个钉子户的破房，还有大学同学的家里。同学是大学时代乐队的吉他手，当时已经上班工作，每天同学的妈妈都给郑钧做工作，“小郑啊，做歌手太不现实了，这哪能当职业呢?年轻人得工作、得上班，别把自己荒废了……”讲了一个星期，郑钧扛不住了，卷铺盖走人。

　　有段时间，郑钧一个人住在人大后面的农民房里，一个月房租一百多块钱，中午饿极了出去找食，进小饭馆一看，一碗面14元，肉丝面。“我当时一算，如果每天我吃一顿肉丝面的话，一个月得400块钱，这太贵了，根本吃不起。没办法，我每天吃一两个煎饼果子，那时候一块钱一个煎饼果子，就这么过。回头想想那时的日子，花两个多小时转四五次车就为让经纪人请吃一顿饭或借50元钱。在北京街心公园里睡过觉，胡子向各个方向生长，头发蓬乱得就像遭过电击，衣服极脏，整天套着条破牛仔裤，球鞋上全是洞。人瘦得跟猴似的，才一百零几斤。可是我觉得那是我人生最有意义和最快乐的时候，因为生活的艰难并没有让我觉得沮丧，我依然在干一件我想干的事。”

　　我热爱音乐 但不热爱歌手这个职业

　　老板终于来了，决定签郑钧做歌手。刚签完约，黑豹跟老板闹翻了，黑豹走了，四哥也走了，整个公司就剩郑钧跟老板两人，后来，他通过朋友找了一位经理，才有了“红星生产社”这家公司。1994年，郑钧和《回到拉萨》、《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赤裸裸》、《灰姑娘》这些作品呼啸而来。同年的还有“魔岩三杰”，这些成了“辉煌1994”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告诉你，中国最早靠唱片收入生活的就是我。那个时代你的歌好听就有人买，有人买你的唱片就有版税，没有运气的成分。第一张唱片《赤裸裸》光正版销量就超过了100万张，但我只拿到了3万块钱，此后再也没有给过我版税!”

　　时隔20年，中年郑钧坦言，“我热爱音乐，但我不热爱歌手这个职业。这个职业必须妥协，因为作为一个职业歌手，你必须有职业道德，去做如宣传等一系列违心的事情，我受不了。我已经逐渐减少自己对音乐在经济上的依赖，最好能恢复到它最初的状态，就是有感而发，出一张唱片，大家爱买就买，我不指望它赚钱。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没有压力的状态做出来的东西比较纯粹。什么销量啊、排行榜啊、各种奖啊，都无所谓。”至于自己还能不能创作出《回到拉萨》之类的作品，郑钧想了想，“也许可以，也许不能，顺其自然吧。”

　　文/北京青年报 记者 祖薇

　　后记

　　昨晚播出的《中国最强音》全国12强选拔中，信乐团新主唱刘文杰、2006年央视《梦想中国》冠军熊汝霖、电影《赤壁》主题歌演唱者阿兰三位成名歌手淘汰出局，草根选手开始逐步主宰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