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要离开央视了?

　　今年两会前夕媒体突然爆料，崔永元要去做一个口述历史研究者，可能调离央视。作为一个深受观众欢迎、知名度很高的主持人，他为什么要离开?

　　也许人们还记得，10年前崔永元突然离开了央视重要栏目《实话实说》，之后人们才知道他患了重度抑郁症。虽一年后康复并新创了《小崔说事》和《电影传奇》等栏目，但崔永元的辉煌时代似乎渐行渐远。外界也传他在央视越来越边缘化了，因为在央视男主持人中，与他同时代的水均益、白岩松等人，个个似乎都还干得风生水起。过了今年2月20日，崔永元的人生就翻开第五十岁的日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对外界的猜测和传言不屑一顾，对自己的人生抉择，他谈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兴趣。

　　本期阵眼

　　“为什么会抑郁?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多年以后，我和哥哥、姐姐相继参加工作，得到的共同评价是善良、老实，甚至有些窝囊。”“也不是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舒服的方式就是妥协，但我要的是‘宁死不屈’。”“因为我不知道后面还能走多长，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最难的时候。”

　　从1996年3月起，央视推出一档全新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节目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主持人：他长相“有些困难”，说话也难字正腔圆，随意得“如邻居大妈的儿子”，但就是这个两眼一眯、嘴角一弯、微微露出点“坏笑”的男人倾倒了无数观众。大家给主持人崔永元起了个亲切的称呼——“小崔”。崔永元的出现，让中国人对节目主持人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近日记者专访了崔永元。如今，“小崔”已变成了“老崔”，但有一点始终没变，他还是那样的言语犀利、敢说真话。

　　新的方向迷上了口述历史

　　近几年，大家知道崔永元主持了很多栏目，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只是他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他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寂寞”的口述历史的资料整理中。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和时间赛跑，否则耽误一天，历史上就少了一个或几个历史见证人。

　　2001年崔永元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看到人家有口述历史资料库，据说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很快，工作人员就调出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30分钟，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这段视频给崔永元很大的刺激。“我很惊讶，日本有海量的口述历史材料，而且很多和中国有关。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历史素材就特别少，想编个片子，什么都缺。我开始很希望台里也能建这么一个，可能是我表述得不清楚吧，大家似乎不知道我想建个什么，也没有人理。”于是，从2002年开始，崔永元就扎进历史堆里出不来了。他组建了记者团队，采访了电影、音乐、战争、外交、知青、民营企业等六大类，共计4000人的口述历史，先后开办了《电影传奇》栏目，制作了《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一系列专题片。

　　崔永元有时也会想，2002年时自己为什么会患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可能大家会说以前我在电视上很光鲜，做口述历史成为了幕后者，会很孤独。其实做起来就知道，这件事意义更大。”

　　2012年2月27日，媒体刊出消息，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并举行签约仪式。

　　为啥抑郁

　　做《实话实说》的时候力不从心

　　回想自己在央视的十几年，崔永元如今最留恋的，还是他刚刚做《实话实说》的那段时光。他也曾虚荣过。

　　崔永元说，是先有了《实话实说》栏目的这个团队，之后才有了他。而那个团队对他影响非常深远。他如今仍记忆深刻，和一批北京文化圈里的著名学者，如杨东平、郑也夫、周孝正、陆建华、邝阳等，凑在北京西城区绒线胡同的一个小院里，大家抽着烟，争执得昏天黑地，哪个对哪个不对，他就听着，“听得脑袋都大了，因为那是比较高级别的争论，经常听不懂”。等大家侃得差不多了，想起了身边的主持人崔永元。“好!这期节目就行了吧?明白了吧?”崔永元觉得，那个时候就很痛苦，因为看不懂，也听不太明白。他坦言，干《实话实说》以后，天天绷在心里的念头都是“知耻而后勇”。更苦的是，到演播室的嘉宾都才华横溢，不要说对话，能听懂对方说什么就不易，毕竟隔行如隔山。当年央视采用的是“放飞式管理方法”，让一只乳鸽与苍鹰并行翻飞，一争高低，不怕你不喊力不从心。2002年，崔永元患上了抑郁症。

　　2003年，病情好转的崔永元又新创了节目《小崔说事》，但并未让人们感到太大的惊喜。外界开始传言崔永元与央视有矛盾，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媒体制造的八卦。崔永元说他痛恨“公共电视”走向“庸俗化”，他拒绝拿自己的节目跟选秀节目比收视率。

　　也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龄，崔永元说自己想的事情不一样了，不再追求什么高出镜率、在多高的阶层显摆，“对那玩意儿没有兴趣了，到了这个岁数，再加上我做口述历史，我接触的都是这些人，喜怒哀乐见太多了，淡了”。

　　青春岁月

　　“绝不能撒谎”的童年

　　“小时候挨母亲的打就像家常便饭”

　　1963年，崔永元出生于天津，是家里4个孩子中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崔永元3岁那年，兄妹4人在母亲的带领下，随父亲所在部队迁往北京的房山县良乡。

　　崔永元总说，父亲是部队的政委，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因为父亲随工程部队常年在外，4个孩子的教养重任最终落在母亲身上。对于他们的“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母亲伤透了脑筋，常以“打”为上策，希望能“通过伤皮肉触及灵魂”。崔永元说：“小时候挨母亲的打就像家常便饭。”

　　一次在上学的路上，崔永元和几个同学捡到一条白纱巾。那时候，纱巾算得上是奢侈品，几个同学将它在手里传了一圈，又传回到崔永元手中。到了学校，他将纱巾交给老师，“还因为拾金不昧受到了表扬。”没想到，“贪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傍晚，崔永元刚走进家门，就发现母亲表情严肃地端坐着。接下来的对话，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纱巾谁捡的?”“我捡的。”“当时有别人吗?”“有。”“几个人?”“3个。”“那怎么说是你捡的?”母亲大吼一声，便手执笤帚劈头盖脸朝他打过来。一会儿，笤帚被打散了，母亲一边歇手，一边开始了第二轮问询。“为什么撒谎?为什么说是自己捡的?”“我没撒谎，我觉得就是我捡的。”“你觉得?别人都看见了!撒谎是品质问题，从小品质不好，长大就得蹲监狱，你知道吗?”“知道。”“知道为什么还撒谎?”“我没撒谎……”第二轮痛打又开始了。

　　来源：半岛晨报

　　现在想起来，崔永元说不会再记得皮肉之苦，记得的永远是母亲的好：“用现在的教育观念去衡量那时候父母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母亲学问不高，也未必懂得多少大道理，但我一直能感受到她的善良、正直以及由母爱而生发的简单、粗暴。她以一种朴素的判断来决定对孩子的要求标准。多年以后，我和哥哥、姐姐相继参加工作，得到的共同评价是善良、老实，甚至有些窝囊。”

　　电台里的不安分青年

　　1985年7月崔永元从广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报》。“年轻人，总是容易咄咄逼人，人人觉得自己是当台长的料。”报到第一天，他便情不自禁地自豪起来：“从今天起，我便是国家电台的工作人员了，电台有救了。”但真正上岗崔永元才发现，所谓的光环，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别的编辑记者在电台大楼中穿梭，他们则十几个人挤在旁边板房里办公。

　　很快，崔永元就适应了报社的生活。有时候，看着年轻伙伴戴着套袖出出进进，崔永元的心里也找到了一些平衡，会生出一种暖暖的感觉，觉得在这儿退休也行。“但事儿就坏在虚荣心上。”因为《广播节目报》属于服务性质，只刊登节目时间表、节目介绍等内容，在台里开会时甚至都不常被提起，慢慢的，崔永元开始觉得自己只是个“二等公民”。和其他同学的鲜明的对比，让崔永元心里有了怨气，也越发觉得无聊。

　　更多的时候，崔永元会选择回家向父母倒苦水。“为人父母者，都对自己的子女有最大的耐心。我母亲常年做居委会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有一套，一张嘴，总能让节目报‘升格’，我的心情也随之好转。做政委的父亲退休后不太搞言传，开始琢磨身教，总会像邮递员一样把我办的报纸塞得满院子都是。”

　　1986年年底，电台综合节目部筹备了一个新栏目叫《午间半小时》，崔永元“削尖脑袋，钻了进去”。接下来的那段日子，因为采访，他跑遍了全国各地，终于开始了自己梦想的记者生涯。可后来，崔永元又开始“见异思迁”，想出去干点“私活儿”。这一干，就干到了中央电视台。

　　老崔说人生

　　做人要往道德上线靠拢

　　我并没什么“道德洁癖”，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在两条线内游荡，一条是底线，叫法律;一条是上线，叫道德。所有的人都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游荡，好的人离上线比较近，差的人接近底线，最差的人逾越底线。

　　但是我在传媒业磨炼了这么多年，体会到了传媒的力量。传媒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态度，它的责任太大了，它的良心太重要了。如果我们都用底线来要求传媒，那么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会出现偏离和误差。所以，如果说传媒人也能算是文化人的一部分，甚至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他们是不是应该往上线靠得近一点?

　　也不是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舒服的方式就是妥协，但我要的是“宁死不屈”。

　　幸福是精神上的追求

　　20岁的时候，我的体力和精力允许我对任何事都感兴趣，都能抡几棒子，却没有方向感。到了30岁，已经入职很长时间，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开始希望自己能运用舆论的手段改变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40不惑，真的不惑，我不知道是我正好赶上了这个时代，还是所有人到这个年龄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忽然发现，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能不被别人改变，就已经够牛的了。我开始考虑是不是还能坚持自己，是不是还能干点儿正事，还能做到不伤害别人。40岁以后是过得最难的时候。

　　我早早就知道，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而是精神上的追求，所以我早早就进入了追求思想幸福的过程。这可能是最幸福的，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找到。

　　对话

　　现在是我最难的时候

　　记者：做主持人不好吗?

　　崔：不是说做主持人不好，可能我到了这个年龄，精力不够了，18岁的时候，你同时干3件事都干得了，现在不行，常常做事情有应付的感觉，这让我觉得很不好。做幕后的研究工作是我的理想，我也做了10年。我不想这么分着心干，也不能糊弄观众。

　　记者：或许大家更关注您是否对电视这个行业感到失望?

　　崔：这肯定是有，但是它不是导致我想离开的原因。你以为大学我就能看得上?那里面也有学术腐败。但是你也得想明白，你是去干什么?你是跟他们玩这个去?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我是到那儿做口述历史研究，所以我只关心这件事。

　　记者：离开《实话实说》，主要就是因为生病?

　　崔：其实当年离开的原因，应该说99%就是生病。你们可能不太了解抑郁症。抑郁症很痛苦的，基本上生活都没办法自理，更不要说做节目什么的了。当然，很多人愿意把它描述成工作压力或者说条件不宽松什么的，但你想想，我1985年就开始做新闻，到做主持人时也已经做了11年新闻记者了，形式都差不多，也不至于因为一个节目就抑郁。这个病是遗传，赶上了，得病的时候万念俱灰，活都不想活了，更没有心思去做节目什么的了。

　　记者：到了这个年龄，您觉得自己过得轻松吗?

　　崔：因为我不知道后面还能走多长，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最难的时候。难在你现在看不惯的特别多，但是你现在有能力改变的特别少，你改变不了。每天还得花很多的精力把握住自己，要不然自己也变了，自己也会变得让你不喜欢，这就会占据你好多精力，导致你做事的能力和效率越来越低。我现在有种紧迫感，“老了、老了”，这个念头总在脑子里出现。我记得我二三十岁的时候，特别爱挺胸抬头，现在都条件反射地想哈着腰走。据《环球人物》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