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收藏着报道过自己的报纸，并为此感到快乐。

　　耄耋老人陈文退休24年来，先后接济、救助、收留至少300名流浪者，得到舆论认可，但他仍感叹自己的孤单，“像我这样的人，少了点”。

　　84岁的陈文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已经记不起哪年收留了第一个流浪者。

　　他只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一个只穿短裤的男孩坐在郴州火车站地上，蓬头垢面，背上长了指甲盖大的脓疮，过路行人都绕着他走。

　　“他告诉我他是嘉禾人，小名叫小毛，和父母吵架跑了出来。我问他愿不愿意去我家里，他点了点头。”

　　接下来10天时间里，陈文给小毛洗澡，在脓疮上涂硫磺膏消炎。小毛病好后，南下广东打工。

　　救助小毛，只是陈文与流浪者之间故事的起点。他从郴州监狱退休24年来，先后接济、救助、收留至少300名流浪者。文、图/本报记者周清树 (微博) 郴州报道

　　“流浪汉的家”

　　○房里的一切显示出，这是一个只有男人生活的家：五床被子全摊在床上;洗过但仍有明显污渍的衣服皱巴巴地搭在绳子上;劣质香烟的呛人味道充满小屋;有人进厕所小便，习惯性地没有放下布帘。

　　与小毛不同，接受陈文的救助后，李宗保留了下来，已跟陈文在一起住了5年。

　　陈文还记得，在郴州燕泉小游园公园看到李宗保的时候，这个男孩很瘦，头发很长、很脏。陈文帮李宗保剪了头发，又给他买了两个粽子。

　　接下来几天，陈文总是在相同地点看到李宗保。陈文说，李宗保也总看着他，眼神呆滞，沉默不语。

　　“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陈文觉得，这个男孩可能在精神方面出了问题，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

　　他又通过派出所，查到了李宗保的家庭住址等情况，辗转联系到了他的家人。李宗保的四个姐姐从贵州铜仁赶来郴州，抱住弟弟，大哭。

　　李宗保已与家人失去联系长达9年，家人以为他早就不在人世，户口都注销了。

　　在精神病院治疗5个月后，李宗保出院。现在，他在陈文家对面的洗车店工作。

　　“每天工作完后，他都回来睡。现在是一个蛮好的人。”陈文很喜欢李宗保，认为这个小伙子已经脱胎换骨。他让李宗保睡在自己床边的另一张床上。

　　陈文退休前是郴州监狱狱警。他现在住的地方，位于郴州监狱生活区北院一栋楼的一层，是个由废弃礼堂改造成的“两室一厅”，低矮而潮湿，隔壁邻居开关电脑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

　　在这套不到50平米的房子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笨重、老旧的29英寸电视机。陈文和李宗保在两张床前，摆了一张桌子、7把凳子，作为餐桌和待客处。一个拉着布帘的隔间，算是卫生间。

　　用木板搭起的阁楼上，有三张床，是被收留的流浪者睡觉的地方。现在，46岁的何小平和47岁的雷四清就住在这里。雷四清已在这里住了近8年，此前，他在广西、广东等地流浪近20年。

　　房子里的一切显示出，这是一个只有男人生活的家：五床被子全摊在床上;洗过但仍有明显污渍的衣服皱巴巴地搭在绳子上;劣质香烟的呛人味道充满小屋;雷四清进厕所小便，习惯性地没有放下布帘。

　　这个地方被邻居们称为“流浪汉的家”。陈文说，自己退休的24年间，先后帮助、救济、收留至少300名流浪者。

　　最近的一起是：3月2日，陈文在火车站发现了背着袋子的杨雄，这个27岁的胖“小鬼”一直没找到工作，没有地方住。

　　“怕他去做违法的事，我就把他带回了家。后来发现他脑子有点问题。”3月5日，陈文买了一张大巴车票，将他送回永州新田县老家。

　　他的“强迫症”

　　如果长时间坚持做一件事，这件事就会成为一种习惯。陈文就是这样，他像得了强迫症，“如果我出门转一天，没看到流浪者，心里就不好受。哪怕碰到一个，心里就觉得很满足。”

　　陈文说，在20多年前那个有阳光的下午，当看到蜷坐着的小毛时，他分明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少年时的陈文，颇像北方民歌《小白菜》中的可怜女主角：

　　他出生在郴州临武县南强乡一个地主家庭，出生几天后，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娶了后妈，后妈生了5个孩子。10多岁时，陈文被赶出家门，开始了流浪。他给商人打零工，给军阀打杂，还被国民党军队抓去扫地、擦桌子。

　　“我流浪的那几年，经常遇到好心人，那是解放前，他们生活都很苦，但是那些好心人会给我吃的。有一次我生病，躺在街边角落里不能动弹，有路过的人送我去了医院。”

　　“我吃过流浪的苦，对那种滋味深有体会”，陈文说，童年的这段流浪生活，是促使他救助流浪者的直接原因。

　　1949年，陈文进了解放不久的广西南丹县公安局，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公安干警。随后，又被调往中南军区后勤营房管理部任职。

　　在中南军区工作几年后，陈文转业，并只身去了北京，“想看毛主席”。在北京，他遇到一个卖假药的天津人。

　　“当时我不清楚状况，就稀里糊涂地和他们混在一起，这群卖假药的在衡阳被公安机关抓了起来，我也被当成同伙坐了整整八年牢。”

　　出狱后，陈文被安排到煤矿工作。1960年代郴州成立少年犯管教所时，陈文被调去成为一个管教员。

　　陈文说，他在监狱工作30年，最大的体会是，那些遭遇挫折的年轻人，如果得到正确的指导和真诚的帮助，就能走上正路。

　　也正因为如此，陈文所帮助的流浪者，都是有劳动能力却因种种原因流落街头的人。

　　陈文的救助原则是：将那些有劳动能力却找不到事做的年轻人带回来，哪怕他们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帮助这些人找工作，实在找不到工作就出钱买车票送他们回家。

　　“不能长期留在这里，该做事做事，该回去回去。我不喜欢好吃懒做的人。”陈文说。

　　不过，陈文从不将年纪太大的流浪者或连“走路都不行的”人带回，“怕好事变坏事。”为了防止别人说闲话或产生误会，陈文也从来不将女性流浪者带回家。

　　雷四清说，如果天气好，陈文就在饭后出门，到火车站、汽车站、公园等流浪者较多的地方转悠。他随身带着一把剪刀，看到有长头发的流浪者，就帮忙理发;他跟流浪者聊天，给他们买米粉吃;如果符合陈文的救助原则，就把流浪者带回家。

　　如果长时间坚持做一件事，这件事就会成为一种生活习惯。陈文就是这样，他像得了强迫症，“如果我出门转一天，没看到流浪者，心里就不好受。哪怕碰到一个，心里就觉得很满足。”

　　耄耋老人的孤单

　　这个在房间、门上都贴着“穿住高档并不代表幸福”等类似人生格言、曾向邻居感叹孤单的老人，皱着眉头说，“像我这样的人，少了点”。

　　小毛的故事，并没有在他南下后结束。这个曾经的流浪儿不知道经历了什么，成为一名个体老板。

　　12年后，小毛回到郴州，并找到陈文，连声道谢。他到商场给陈文买了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又请从来没下过馆子的陈文去“最贵的饭店”吃了一顿大餐;“后来，小毛又来看了我一次，给我一个2000块钱的红包。”

　　陈文乐于讲述类似的故事，并享受讲述的过程。每讲完一个这样的故事，他就眯起眼睛，稍微停顿一下。

　　他还很享受被媒体报道的感觉。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贴着登有陈文照片的报纸，他一遍一遍地提起，“就连黑龙江的记者也来了。坐着飞机来的。”

　　3月9日下午，在采访过程中，陈文接了一个电话，尽管只有记者一人，他还是大声向听筒那头的人说：“又来了好多记者。”老人的语气中透着骄傲。

　　他还享受被媒体报道后，在生活中被人像“明星”一样认出来。

　　陈文说，在将李宗保送到精神病院去后，院领导认出了他。医院免去了李宗保5个月的住院花销。陈文在家附近的修鞋摊补鞋，摊主只象征性地收了一块钱。

　　陈文至今没有成家，无妻无子。帮助流浪汉并被社会所认同，多少减轻了他的孤独感。

　　他甚至在流浪者身上找到了亲人的感觉。现在，陈文已将李宗保视作“崽”。

　　他说，他害怕有一天去世后，“崽”受不了刺激，再次发病。他把李宗保的详细家庭地址、乘车方式以及姐姐们的电话写在纸板上，好让自己和李宗保都不忘记。

　　陈文喜欢帮人的事越传越广，有自称流浪汉的人和一些认识的人上门找他借钱，“为了躲开那些上门借钱的人，我在门口挂了一个牌子，写着‘我有肝炎、肺结核’，结果他们还是不怕啊，我没办法，只好搬出去住了一年多。”

　　陈文的收入并不丰厚，除了退休工资，他还会去捡些破烂卖钱。现在，他的抽屉里保存着一叠已经发黄的借条，有25张，总计7000块钱左右，最早的一张借条落款为1987年2月。

　　2006年，为了照顾在麦当劳附近露宿的一个流浪汉，陈文跟人发生了争执。流浪汉很脏，又不肯去别处，这让保洁员很讨厌。

　　“搞卫生的人骂我多管闲事，如果我不去照顾那个人，说不定他就自己走了不会赖在那里。我就跟他们理论，这是个人啊!怎么能让他在那里自生自灭呢?”陈文说。

　　陈文经常领回流浪汉的行为，也让一些邻居很不理解。甚至有邻居听人说过，陈文让这些有劳动能力的流浪者住家里，向他们收房租，“你想，如果不给钱，干嘛要你住我的房子?”这个说法，被陈文和包括李宗保等在内的被收留者都否认了。

　　即便是被媒体报道、被多数人认同，有的时候，陈文依然觉得很孤独。他感慨，在如今这个时代，自己的做法确实有点异类。

　　这个在房间、门上都贴着“穿住高档并不代表幸福”等类似人生格言、曾向邻居感叹孤单的老人，皱着眉头说，“像我这样的人，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