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近代史专家胡绳先生曾经指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①胡绳先生所说的“近代化”，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而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即如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梦想的实现需要工业化、现代化，而工业化、现代化则存在不同的道路选择。因此，正确的道路选择对于“中国梦”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为实现“中国梦”曾有过不同的道路选择;道路不同，效果与影响迥异。回顾近代以来不同道路的博弈与选择，对于我们深入体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道路决定命运”思想，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与决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回顾中国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始终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矢志不渝的“光荣与梦想”。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口号。“夷”之“长技”者，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成就;所谓“治夷”，也就是要能够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生产，有效抵御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的独立、尊严与领土完整。后来洋务派奋力推行的洋务运动，便是这一口号的具体实施。作为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的思想与行动存在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与时代局限，然而他那种努力让中国重新振兴、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急切愿望，同样体现了广大人民共同拥有的“中国梦”情怀：“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②在魏源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对“中国梦”的渴望与追求之后，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的变法图强运动;运动失败之后，则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振兴中华”口号是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来的。孙中山在中国成为地球上“最贫弱之国”时，提出要将中国建成“世界第一富强之国”，并且号召四万万同胞都要立下这样的志愿。③

　　梦想背后是对道路的艰辛探索、选择以及大博弈。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认为：自鸦片战争到1949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这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罕见的记录”④。择其要者：洋务派试图在传统制度和权力结构范围内实现工业化。李鸿章认识到，当时中国所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因而竭力推动朝廷兴办新式军事工业以图自强。然而，在高度集中的“巨型帝国”式金字塔权力结构制约下，新生的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很难有发展空间;往往是刚刚诞生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影响，便会遭到封建保守势力的疯狂摧残与扼杀。洋务运动的失败大体缘于此。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曾经分析：“晚清政府在各种危机面前所采取的那些犹豫不决、立足防守的特殊政策，对现代化的实现几乎一无所助。对19世纪的中国统治者来说，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已越来越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不要说将它付诸实施了。现行政府体制与实现现代化的果断行动极不适应，这一缺陷是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主要原因。”⑤

　　吸收洋务派的教训，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学习英国、日本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道路。康有为很自信地认为：“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二十年而为政于地球”。然而事实上，“维新”只存百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最终落得一个被晚清统治者赶尽杀绝的下场。究其原因，康有为等人既要维护民族独立，又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既反对封建顽固势力，又试图依靠旧政权实现政治变革。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一针见血指出的：“1898年的维新派仅仅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他们仍然只是要求‘传统范围内的变革’。”⑥

　　“百日维新”的失败充分证明：中国要实行政治变革、社会变革，走不通改良主义道路。在此背景下，有了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

　　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是推翻了极端腐朽、反动的晚清朝廷，但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如孙中山所设想的那样，效仿美国，顺利走上以三权分立、财产私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从理论上分析，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确实是一个具有现代化内涵的纲领性架构：“民族”即按照平等原则建立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民权”即遵循人民主权原则，建立能够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共和国(“民国”);“民生”就是要在平均地权基础上，推动经济的工业化现代化。然而问题在于，孙中山所依靠的革命党或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力量过于薄弱，而且政治上也不够坚强。结果害得孙中山将到手的总统职位，转眼又拱手让给了袁世凯;而袁世凯既是晚清旧政权的代表性人物，同时思想深处也完全是封建主义的。中国近代史专家蒋廷黻先生指出：“我们20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级大政客。”⑦由此导致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观：一方面工业化有所发展，现代物质文明开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在制度层面，虽然不断在形式上有所变动，但究其基本精神、社会意义甚至具体架构而言，却仍然是传统的。

　　在非西方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政治衰败”现象，即“尽管在不同的制度性领域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已经建立了初步现代的框架，但现代化的进展不仅缓慢，而且它们的宪政统治也摇摇欲坠，让位给五花八门的独裁统治和权威主义的半权威主义的统治”。著名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的这一观点，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从对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苏丹等国的考察中得出的结论。然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中发生于亚洲、非洲国家的政治衰败现象，中国则早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期就已经发生。在当时，伴随“中华民国”的成立，各种各样的现代政治框架也都被大量移植至中国。例如：短短十余年间，宪法就先后有过四个不同的版本(1912年的临时约法、1914年的袁世凯约法、1917年流产了的安福宪法以及1923年的曹锟宪法);国会时存时亡、政党则多至300以上;具体政治制度更是复杂多变，诸如总统制、国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制等这些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过的，中国也都试验过……但是，恰如美国学者罗兹曼所分析的，“政治上的改革，形式是从国外学来的，而做法和内容却仍然是保守的中国式的”⑧。因此，即使在民国之后，整个国家依然处于封建独裁专制制度统治下;无论早期的袁世凯，还是后来的各路军阀以及蒋介石政权，都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在现代形式下的延伸。

　　二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道路：一是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二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道路，三是由帝国主义侵略而形成的殖民地型道路。三条道路界限分明、区别清楚，同时也就意味着搏斗激烈而残酷。

　　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到1936年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例如1920～1927年的八年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矿业的年均增长率约为8.5%～8.6%;在1928～1936年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8.4%，为1949年以前的最好阶段。然而也正是在此期间，蒋介石政权凭借手中的权力，采取超经济手段逐步建立起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国家官僚垄断资本。这个资本的形成，一方面是以筹措军费为名，大量增加税收和举借债务，例如1927～1931年，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高达60%～95%;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建立中央银行兼并其他大银行，并对工矿、交通和商业进行控制或垄断。由此造成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在国统区开展的一个历史悖论：“在国民党政权未巩固之前，有限的多元化趋势促进了资产阶级力量较快增长;而国民党政权巩固并强化国家官僚机器之后，资产阶级的发展反而受到抑制。”⑨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不到发展的同时，是官僚垄断资本的极度膨胀;最后不但完全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聚集起约100亿～20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其所控制资产已相当于中国两到三年的国民收入。⑩这种膨胀的官僚垄断资本既阻碍民族工业发展，又不具备经济上的活力与生命力，从而在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保护下，成为中国现代经济成长道路上的不治之症。

　　所谓殖民地型道路，首先是指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投资，起初以欧美国家为主，接着是日本后来居上(1930年超过英国跃为首位)，其次是指日本对东北三省以及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殖民垄断。无论帝国主义各国的在华投资还是日本对东北以及台湾的殖民垄断，最后的结果轻则造成中国经济的依附性或畸形化，重则成为典型的殖民地型发展。

　　在世界“两百年的进程中，各国现代化走过的道路形形色色，但按其经济形态则大致可归纳为三大发展类型，即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混合类型”(11)。20世纪初的中国，东望日本，是资本主义道路;西眺俄国，是社会主义道路;而南看印度，则是带有混合型特点的殖民主义道路。三条道路对于中国人各有企盼与诱惑，怀揣不同理想或者说对于“中国梦”的追求与理解不同，则存在对不同道路的向往与选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但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也送来了“俄国人的路”;以苏俄为榜样，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选择。

　　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自发形式，而是原生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对抗发展形势。它不可能随着新生产力的发展自发地形成，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模式创新。它形成的历史条件大致是：(1)传统社会结构老化，但传统的权势集团仍牢固把持政权，经历过不成功的或流产的初始现代化尝试;(2)由于社会贫困化或特殊原因造成严重的国内危机;(3)外国资本的渗透，经济不独立，并长期受到‘边缘化’的威胁;(4)一般具有较长的专制或中央集权制(包括统制经济)传统;(5)强有力的领导现代化的政治组织的确立与形成”(12)。应该承认，其中第1—4条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完全具备，第5条则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成长壮大也逐渐成为现实。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初成立时，只是一个小党;然而自诞生之日起，就紧扣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两大问题”，自觉担负起了率领全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复兴首先表现为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结束由于殖民侵略所造成的社会分裂局面，建立一个以实现独立、解放和民族平等为标志的民主共和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就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确立为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只有几十名党员，虽然不断遭受各种反动政权、黑暗势力的无情打击、镇压和残酷追杀，但在革命战争中越战越强，并很快在全国获得广大的农民、工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拥护和支持。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最低纲领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要求。

　　另外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即中国共产党除了政治上坚强有力，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很符合当时中国人民普遍的价值追求。1933年7月，上海的《申报月刊》曾经刊出过一个“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特辑由事先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约写的专题征文组成，共有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作者包括了当时学术界的名流如陶孟和、金仲华等人。《月刊》事先交代着重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第二，中国现代化应该走哪一条道路，是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还是由外国资本所促成的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刊载情况表明：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文章，只有1篇;而主张社会主义方式的则有5篇;主张混合方式的约有9篇。(13)这说明，在当时的背景下，资本主义至少不再被多数人认可。知识界尚且如此，更何况工农大众乎?

　　学习英国“光荣革命”、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失败了，学习法国、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孙中山道路也失败了，又兼之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暴露出深刻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于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义无反顾地学习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三

　　1949年10月，共产党领导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但宣告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一个世纪”，而且“最重要的，乃是全国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该政府具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政策的权威”。(14)在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基础上，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又“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从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5)

　　毛泽东曾经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情有过一个形象而简略的概括：“一穷二白”。“穷”者，广大人民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获得很好解决。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的统计分析，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不及整个亚洲平均水平的2/3，不足印度的一半。(16)“白”者，工业化的“家底”实在是过于薄弱。当时中国人均钢铁占有量是0.58市斤(只够打一把菜刀)，而美国是中国的1628.7倍，英国为1082.7倍，苏联为453.6倍。新中国的建设就是在此基础上起步的，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必须接受的历史遗产与现实起点。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重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一点在50年代，对于毛泽东及其中央领导集体来说非常清楚。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提出：由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7)。

　　目标是明确的，然而“路”该如何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在中国史无前例，在世界范围当时最为成功的就是“苏联老大哥”。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起步阶段处处模仿苏联、学习苏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社会主义的“苏联道路”在经济制度或体制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统制经济体制;二是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三是以行政手段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方法。(18)反映于具体发展模式，“苏联道路”又存在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战略选择;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将之当作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区别。事实上，这些做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确实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对迅速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作出重要贡献。例如，1979年工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32倍，工业企业固定资产30年的积累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之和的近40倍;1949年，我国只有12万个生产规模小、设备也相当简陋的工业企业，但到1979年，我国工业企业近40万个，增加28万;和1949年比较，1979年的发电量增加了65倍、原煤产量增加了近19倍、原油产量增加了884倍、钢产量增加了211倍……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更高水平的工业化具有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然而，工业化的“苏联道路”既帮助了中国，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化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埋下多重隐患：首先，高度集中和计划化的管理模式使地方与企业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在经济落后、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高度集中和计划化有助于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然而，完全排斥市场和商品生产的作用，必然使经济丧失一定的活力。其次，“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使劳动者从事生产的动力处于不断衰竭的状态。再次，片面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不应有的忽视。从“一五”计划起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重工业的投资额占工业总投资额的89%，而轻工业投资只占总投资额的11%。忽视轻工业和农业，最终使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生存问题都难以获得很好解决。另外，还存在整个经济管理与运行中过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按规律办事，在赶超性战略指导下积累过高、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改善等严重缺陷。

　　其实，毛泽东以及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对“苏联道路”的上述问题已经有所认识，并且在理论上有所阐述或思考。例如：明确提出过要改善农轻重关系以及发展经济要与改善人民生活相联系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是否需要商品生产问题上，毛泽东明显不赞同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强调“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19);围绕过度集中与高度计划化导致的问题，毛泽东主张“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20)……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还是社会主义思想史角度审视，上述无疑都属于“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是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能够摆脱苏联影响、开辟崭新道路所作的“理论准备”。然而，由于头脑深处的思想禁锢没有打开，特别是“姓资姓社”问题没有搞明白，所以尽管有了基本认识，想法也很多，却没有能够很好地付诸实践。直到经历了“文革”这一极为惨痛的教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才在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放心大胆地重新开始对“道路”的探索与思考。

　　纵览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凡属比较成功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民族的发展道路;而盲目照搬别国模式或仿效别国道路，鲜有不遭受挫折甚至失败者。这是因为各国国情不同，开始现代化的时间起点、历史前提不同，道路也就不可能一致。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既不可能走西方国家历史上走过的道路，无论英国、日本的还是法国的、美国的;也不能跟着苏联跑或仿效其他发展中国家;而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痛定思痛，1982年9月，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庄严宣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1)这是对新中国30余年经验的总结，是党带领人民经历半个多世纪奋斗所取得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工业化现代化百年追求后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注释：

　　①胡绳《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载于1990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②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载于《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转引自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③《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④⑨(11)(12)(1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9页，第306、307页，第150页，第154页，第356—357页。

　　⑤(14)[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第573页。

　　⑥⑩[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2页，第179页。

　　⑦⑧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6页，第409页。

　　(1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16)参见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17)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33—734页。

　　(18)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7—478页。

　　(19)(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435页，第31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