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伟

　　美国智库凭借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以及自身非官方的身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第二轨道”外交通道作用。“第二轨道”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其突出特征是非官方性和有意识地影响官方决策。

　　目前，由于国际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全球紧迫性议题以及若干国际事务必须借助跨国组织才能解决。智库作为“第二轨道”外交的重要部分，是国内与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设计安全防务层面，美国政府对于智库的建议需求更为突出。有研究数据表明，目前，在全球排名前50位的安全与防务智库中，90%以上都被美国和欧洲国家所占据。尤其是在美国，专门或主要从事防务与安全问题研究的智库数量众多，而且涵盖了政府内部、民间、大学等多个层面，对美国的全球防务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隶属于美国政府的和平研究室、国防科技委员会、防务分析研究所、亚太安全中心都是老牌的军事智囊。除了兰德公司外，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华盛顿预算研究评估中心为代表的民间防务智库机构更是在全球享有盛誉。在美军体系内还有海军分析中心、国防信息研究中心等专门为军队建设提供咨询服务的研究机构。

　　西方的防务智库对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决策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被称为“大脑集中营”和“超级军事学院”的美国兰德公司最早是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的倡导下建立的。众所周知的是在朝鲜战争前期，兰德公司曾向美国政府做出了“中国将出兵朝鲜”的战略预判，并期望以200万美金的价钱将研究报告转给军方，而麦克阿瑟将军却不置可否。当1953年麦克阿瑟从朝鲜半岛归来时，他懊恼地说：“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价格。”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是美国老牌的民间智库。“9·11”事件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第一时间向布什政府提出了“以阿富汗为中心，发动反恐战争”的建议，并具体提出了7点意见，事实证明，布什政府任内的一系列反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战略规划高度吻合。

　　在阿富汗战争告一段落后，美国智库“企业家学会”向布什政府提出了“对伊拉克开战”的建议，这项建议被美国政府采纳，转为了战略实施。尽管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但直到现在，这项“建议”还对美国及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战略格局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许多智库都非常重视打造“拳头产品”和树立“智库品牌”，以此将智库研究成果对外输出，这其中既包括一些特色研究项目，也包括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刊物。

　　国际智库大多定期出版自己的刊物，有些智库甚至将学术期刊提升到与所在机构同等重要的地位，努力打造学术精品和“思想载体”，不断强化智库的品牌形象。例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季刊，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双月刊则影响最大、地位最高。

　　此外，许多高级智库会通过组织峰会、论坛、研讨会等形式，就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热点和重点问题组织政府官员、商业界人士、媒体进行交流，从而增加公共传播效果，提高自身话语权和影响力。而身为高级智库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每天都会接受几个采访，不断向外界进行舆论输出。

　　“最强大脑”们何去何从?

　　2014年2月3日，在卸任美联储主席仅仅两天后，伯南克旋即加盟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参与经济研究项目，成为又一个走过“旋转门”的美国政府高官。

　　“旋转门”现在已经成为具有美国特色的“政治名词”，一般是指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政府官员、在智库和大学的学者以及商界名流们，变换身份、穿梭交叉为集团服务现象的形象概括。

　　许多美国名人都经由“旋转门”而在智库领袖和政坛领导角色中来回变动。这种机制带来的人际关系网络使得智库的舆论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

　　当然大量实力雄厚的智库，也正是高端人才储备的平台。201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华盛顿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球共有6603个智库型研究机构。美国以1823个智库之多傲视全球其他国家。

　　美国智库机构与政府部门的“旋转门”机制，保证了全国对国际事务最资深的学术专家和行政官员，加入到智库人才队伍中。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很多卸任的官员选择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基辛格就是典型之一，他在对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和外交关系协会效力多年后出任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还有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大棋局》及《大抉择》的作者布热津斯基，就是从国际战略研究所进入卡特政府内阁的。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斯特普·塔尔博特被克林顿任命为常务副国务卿、总统特别助理，企业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林赛出任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

　　智库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官员。他们在任期已满后，多数会选择回到智库组织，继续进行研究并实施政策影响力。他们的实践经历，将会对智库的国际化研究起到很大帮助。

　　“美国智库之所以乐于聘用前政府官员，一则因为他们能够带来在政府内任职的经验和见识;二则也有利于智库在政策领域的公信力;三则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点，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再次‘旋转’的环境和平台。”王莉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前中情局局长凯西在政府工作的前后都就职于自己组建的曼哈顿研究所;提出了国力方程的著名学者克莱因曾是中情局副局长。切尼原是哈里伯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赖斯原是斯坦福大学教务长、沃尔福威茨来自霍普金斯大学、博尔顿来自企业研究所。

　　美国历届政府都大量依赖智库学者来填补高层职位，例如卡特总统曾吸纳了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数十位成员在他的政府任职。里根总统大量使用了较为保守的智库如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传统基金会的学者人才库来实施其政策议程。

　　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组建政府内阁之后，布鲁金斯学会进入政府从政的有三十多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进步中心等也都有大量学者进入奥巴马政府。

　　就像伯南克一样，每当新一届总统上任之际，除了一大批智库的学者进入政府之外，同时也会有很多前任政府官员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工作。例如在布什政府担任财长的鲍尔森离开政府之后，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原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进入传统基金会担任荣誉研究员;原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东亚主任丹尼斯·怀德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