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玮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5月11日，联合执政的日本自民、公明两党就修改由《武力攻击事态法》、《自卫队法》、《周边事态法》等10个法案汇总而成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达成共识。由于自民、公明两党在众议院475个议席中各占290席和35席，在参议院242个席位中各占114席和20席，这一共识在14日内阁会议及在国会表决中能否获得通过均无悬念。因此，日本在重整军备、改变专守防卫政策的道路上，又将迈出关键一步。

　　日本广播协会(NHK)今年5月初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对“政府是否已就行使集体自卫权进行说明”，认为已进行“充分说明”的仅占2%，认为已进行“一定程度说明”的占30%，而认为“完全未作说明”和“几乎未作说明”的，则分别占12%和49%。该调查还显示，赞成和反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比率为22%对30%，另42%不持立场。尽管如此，一向以“尊重民意”标榜的安倍，却仍一意孤行。为什么?毋庸置疑，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日本政坛，是令安倍“任性”的重要原因。

　　但是，安倍本人也非常清楚，实现他“毕生的政治使命”——修宪，“将60多年前美国占领时制定的宪法交还国民手中”，难以达成。值得注意的是，安倍再度执政以来，虽然“修宪”年年被列入自民党“行动计划”，但民众显然不配合这项“行动”。例如，上述民调即显示，对“是否有必要修改宪法第九条”，这一问题，认为“没有必要”的占38%，认为“有必要”的仅占22%，不持立场的占34%;65%的受访者认为，“宪法第九条是和平宪法最重要的条款”。尽管安倍一再声称，要向民众说明“修宪的必要性”，并确实采取了诸多措施，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日本民众迄今没有被“说服”。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规定，修宪需首先在国会众参两院各获三分之二以上议员赞成，然后经国民投票并获半数以上赞成。因此，安倍再度执政后曾表示，“希望从规定修宪所需条件的第96条着手”，试图将获国会众参两院赞同票的三分之二，降低为二分之一。但多次民调显示，修宪，特别是修改第九条，反对者始终多于赞成者，以致作为安倍智囊的安保相关法律基础恳谈会成员、京都大学教授中西宽，也于今年5月3日在《读卖新闻》撰文，无奈地指出，“即便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动议在众参两院获得通过，在全民公决时也必然被否决。”

　　由于修改宪法第九条难以逾越民众这道“坎”，安倍遂采取“迂回战略”：先不采取直接的修宪步骤，而是采取修改“安保相关法律”，间接但实质性改变专守防卫政策的战略。无论去年7月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还是5月11日自民、公明两党达成共识、将提交内阁会议和众议院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均是这一“迂回战略”的实施。

　　安倍能够如此“任性”，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需要日本“给力”，也是重要原因。2013年1月13日，安倍宣称，将在访美时告知美国总统奥巴马，日方拟加速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修宪讨论，并称这是“安倍政府的大方针”。但是，美方却以“可能刺激中国”为由，对由奥巴马总统表态支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面露难色。今天，面对国际局势的变化，由于美国的西方盟友不给力，令美国不得不倚重日本。例如，对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长期奉行“三环外交”、高度重视对美关系的英国率先响应，令奥巴马公开表示不满，指责英国“过于迁就中国”，而日本却和美国采取了同一立场;在北约，英、法、德的“去军事化”——军费开支连年下降，令美国在北约中的防务开支比例已高达73%。按布鲁金斯学会托马斯·怀特的说法，“北约继续存在是确定无疑的，但美欧关系的价值如今正不断遭受质疑”。于是，日美同盟作为“亚太版北约”的价值，日益突显。不管是今年1月29日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表示，欢迎日本海上自卫队将巡逻区域扩展至南海，还是4月27日就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达成共识，乃至安倍史无前例的作为日本首相，登上美国众参两院联席会议论坛，发表题为《迈向希望的同盟》的演讲，都显示了日美加强同盟关系的共同需求。

　　必须指出的是，安倍在强调修改安保相关法制的意义时称：“提高威慑力之后，日本卷入战争的隐患就会消失。”但日本共同社则认为，“战后和平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变质”。面对这种“变质”，中国当如何应对?我认为，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国防方针，不断壮大自身的防卫力量，是最有效的应对。因为，“欺软服硬”是日本的民族性。这一民族性历千年未变，今后也很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