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是创造新知识、创造新观念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艰辛无与伦比，不仅靠丰富的知识积累、相当的智慧和超量的汗水，还得有那么一点运气的成分来点石成金。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辈子能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原创性成果，已属不易。在学术论文生产流水化的今天，既有学术考核的压力，更有研究者个人职业道德的问题。学术不端的现象虽比比皆是，但能进入公众视野的，却寥寥无几。

　　8月17日,《国际新闻界》披露于艳茹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在读期间所发表的一篇论文涉嫌严重抄袭。8月23日，北大历史系表示将会组织有关专家对其博士论文重新进行核查，如核实有抄袭问题，将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8月24日《北京青年报》)《国际新闻界》不怕自辱声誉，毅然公开该刊所发论文抄袭行为，舆论对该刊的做法持肯定、赞赏态度，属于实至名归。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对于揭发于艳茹论文抄袭的无名英雄，间接冷嘲热讽的声音倒不少：“该博士生应该是惹到什么不该惹的，或没满足某些人的规则吧?”“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得罪人了，可能毕业后没受导师控制，‘不够听话’影响了小圈子利益。不然没理由都毕业了再翻出来说。”

　　把举报当做“小人的报复”，这种想法属于典型的原始思维。按照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的观点，这种思维是人类早期的思维模式，看到结果，根据自觉认定原因，而不管这个“原因”是否站得住脚。对于学术丑闻，人们首先反思的不是必然性的问题，而是对偶然性的东西感兴趣：谁这么“缺德”要去“告密”，告密者和丑闻主角有什么“过节”。这样的思维模式，在今天我们的学术界，很具“中国风味”。正因为这种思维模式盛行，严肃的问题可能被认为是个人恩怨的问题。恩怨问题，丑闻主角就不会深刻检讨自己的问题，而是去苦思冥想自己究竟得罪过谁，然后去把怀疑对象的论文再仔细翻一遍。这样的冤冤相报，客观上也许可以多揭露几起学术问题，只是这样的“冤冤相报”式治理学术不端，不该是常态的行为。

　　摈弃揭露学术不端的原始思维，把反对抄袭、揭发抄袭作为一种学术美德，我们的学术才能真正进步。

　　稿源：楚天金报

　　作者：刘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