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工农红军长征先遣队，在连罗党组织和游击队配合下，由参谋长粟裕亲自指挥，以两个小时战斗，攻克罗源县城。消灭国民党军队1000多人，抓获国民党县长、警备队长等多人。这段历史地方党史、志书都有记载。由于过去对长征历史界定的原因，书上只能提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攻克罗源城”“红七军团攻克罗源城”，而没有与红军长征联系上。其实当年解放罗源城的队伍，是1934年红军长征先遣队的队伍。

　　红军长征历史的界定

　　受到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从长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对长征这段历史的界定，都只提到党中央、中革军委所在的第一方面军的行动，对其他领导人及中央根据地以外的红军很少提及。1958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提到整个长征除第一方面军以外，还有第二、第四方面军，但对他们的事迹介绍得很少。书中提出希望有关同志，多写这方面的文章，却没有引起重视。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情况才有改变。应该说，整个红军长征过程，突出党中央、中革军委所在的第一方面军和毛泽东同志是应该的，何况红一方面军是最早出发长征，也是较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队伍。而且毛泽东在长征危急关头扭转了革命局

　　势。但是作为红军长征历史，应当全面论述，应当把所有参加长征的各支红军，均要包括进来。毛泽东在长征胜利后撰写的《七律·长征》，也有“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描述。

　　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对1934年红军长征做了比较完整的历史界定。把红一、红二、红四三个方面军的长征，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做了全面叙述。书中第484页(有的版本是382页)第十二章的长征章节中，明确提出“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这就说明这两支先遣队也属长征的红军队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闻天肯定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是揭开长征的序幕。他在《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中称：“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于1934年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且于同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长征，最后达到了抗日最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文革后，史学界对红军先遣队多认定是红军长征的序幕。所以应该说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除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外，还有红七军团三个师6000人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25军2900人组成的“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红七军团先遣北上

　　由于李德、博古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派出红七军团组成先遣队，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奔赴闽浙赣皖边创建游击根据地。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以便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红军主力转移。

　　红七军团接受北上先遣任务时，全军团仅有4000余人，经过突击补充2000多名新兵，总共有6000余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番号从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连城、永安的小陶乡、大田等地北上。博古、李德等人没有把北上的战略意图明确下达。而是采取宗派主义做法，安排积极推行他们极“左”路线的曾洪易等人掌握这支部队的实际领导权。当时的军团长寻淮洲是湖南浏阳人。早年参加贺龙领导的北伐军20军独立团，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屡建奇功。18岁担任师长，后升为军长，1933年仅22岁任红七军团军团长。但在“左”倾宗派主义之风盛行情况下，没有决策权，指挥才能得不到发挥。参谋长粟裕是一位骁勇善战，睿智多谋的指挥官。参加南昌起义，在井冈山上练熟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指挥攻

　　打罗源城，精准侦察，选好突破口，用智取和强攻相结合的办法，两个小时就拿下来。怀玉山失败以后，由他带领部队直闯浙江境内，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直至抗日高潮到来。七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曾经留学莫斯科，没有从事过基层工作，对军事生疏，机械地执行中革军委决定。北上途中受伤转上海治疗，愈后转延安、东北等地工作。为了控制七军团行动，推行极“左”路线，博古、李德加派曾洪易作为派驻七军团的中共临时中央代表。此人是“左”倾路线的积极推行者。对中央苏区干部一概不信任，极力排挤军团长寻淮洲。给这支部队造成极大危害。面对艰苦、长期的武装斗争环境，他一直悲观动摇，最后在南京投敌叛变，罪大恶极，解放后本应受到人民严厉惩处，1951年病死狱中。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早期完全受制于博古、李德所把持的中革军委。而且部队决策权实际操纵在曾洪易、乐少华等王明极“左”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手中。他们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热衷于攻打大城市。1934年7月31日凌晨，先遣队接到中革军委的电令，要部队由福建谷口向东开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水口是福州西面闽江边上的重镇，距福州约70公里，敌人有四个营的兵力把守。红军向水口开进时，这四个营守军连夜逃走，消息传出失去了攻占福州的突然性。国民党急调第

　　七十八师驰援福州，电令在湖北的第四十九师由长江日夜兼程水运入闽，并派军舰、飞机前来助战。8月7日先遣队进抵福州西北郊。在未进行详细侦察和缺乏攻城手段的情况下，就对福州发起攻击，经过一夜强攻，占领一些山头阵地，尽管部队打得勇猛，因为敌人已经知道红军意图，有了充分准备。同时又是孤军作战，国民党军已派部队向红七军团侧面迂回。为了避免遭到更大损失，军团只好决定撤出战斗。部队在北峰岭头一带集结，准备向连江罗源转移。福州守军经过空中侦察，发现红军的转移方向，急忙派一个团兵力向桃源方面追击，妄图封锁通往潘渡的道路，双方经过一昼夜激烈交战，打成对峙状态。国民党后续部队赶来增援时，先遣队趁天黑撤出战斗，由粟裕带领一个连殿后掩护。全军经过潘渡，在中共连罗县委接应下，转移到连罗游击区。桃源战斗毙伤国民党军不少，缴获一批武器，但红军也有较大的伤亡。

　　长征先遣队攻克罗源城

　　中革军委这次电令攻打福州，是一大失误，不但没有达到牵制调动国民党军队的目的，反而给红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困难。当时摆在眼下最大的困难，是打福州后有五六百名伤员需要安置，否则影响部队的机动。红军在北峰集结时，连罗县委得到消息，即派人前去联系。获总指挥寻淮洲等接见，并带回七军团给县委的指示信。中共连罗县委立即研究，对抢运和救护伤病员作出妥善安排，对配合先遣队作战等事宜进行了研究。并向七军团提出要求攻打罗源城，使宁德、罗源、连江几块游击区连成一片。1934年8月12日先遣队兵分两路向罗源境内挺进，在凤坂、百丈等村休整待命。罗源县苏维埃政府立即发动苏区群众做好拥军、支前等工作。先遣队参谋长粟裕带领先头部队在罗源县游击队参谋长杨采衡引领下，快速挺进罗源县城西5公里的白塔村。即速派遣侦察员与游击队员一起化装进城侦察并埋伏下来。另外由石别区妇女主任潘美容等引路，走街串巷摸清敌情，了解到兵力部署，工事设置及地形物貌等情况，及时汇报，为战斗做好准备。13日下午在白塔村召开作战会议，由战斗总指挥粟裕参谋长主持。会议决定：1.攻城时间定当晚(即1934年8月13日)10时。2.兵力部署：把主攻方向定在南门，由先遣队一个团担负，进城后将敌东西拦腰截断，直捣敌指挥部;先遣队一个营攻打小西门，一个营攻打大西门，占领街中心的万寿塔;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攻打东门，得手后从城内直插北门;游击队13团三个连埋伏在罗源通往丹阳的要道上，阻击丹阳增援之敌。其他机动部队在预定地点待命，准备增援和运送伤员、物资。

　　8月13日晚10时，战斗先从西门打响，由笔架山直插西门宫，向大小西门纵深推进，接着进攻东门的部队也投入战斗，密集火力牵制住东门守敌。南门是主攻方向，部队从棋盘山火速冲下，直达城边，第一梯队涉溪至城下，在火力掩护下，攻上城楼与敌展开白刃战，歼敌一个排。正当西门两军酣战之际，埋伏在城内的红军侦察员和游击队，趁乱撂倒守门警卫打开城门。南门战士歼敌一个排后，打开城门，冲进城内割断敌人东西联系，敌全线崩溃，纷纷溃逃、投降。至此东、西、南三面城门均已突破，从城内会合围攻在北门的敌指挥部。8月14日凌晨，我军人马潮涌进城，长征红军先遣队攻克了罗源城。战斗结束，进城的部队露宿街头，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这次战斗历时两个多小时，歼敌千余人，俘敌300余人，收缴轻重武器数百件及一大批军用物资，是红军先遣队北上途中歼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战斗。14日天亮以后，在群众协助下，进一步打扫战场，俘获躲藏于民房的国民党县长徐震芳、警备队长潘方杰等国民党要员多人，并打开监狱救出40多名革命者和群众。

　　战斗胜利后，粟裕进行了认真总结。他强调：“这次罗源战斗，事先进行较详细的侦察，采用奇袭的方法，因而能够以很小的代价一举全歼守敌。这使我们体会到，孤军深入敌区，在作战指导上应有相应的改变。”粟裕参谋长的总结为此后北上先遣队的行动指明方向。从现在追述来看，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对后人有很深刻的启迪。1.外线作战要与当地党组织和游击武装紧密结合，发挥各自长处，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如攻打福州，是红七军团孤军作战，得不到群众支援，而且采用攻坚的战术，因而不能成功。攻克罗源和后来在穆阳、庆元、竹口连续打了三个胜仗，都是与闽东党组织和连罗县委共同策划协同作战的结果。2.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可采用死攻硬拼的笨办法。应当以智取胜、奇袭或智取与攻坚相结合的办法消灭敌人。能快速攻下罗源城，以很小的代价歼敌千余人，是因为事先做了周密的调查，对敌情有充分了解。总攻发起之前，派遣侦察员与游击队员化装卖柴火的农民，挑柴进城，把武器(短枪)夹存在柴火中间。到城内集市会合，其中一人喊一声“红军进城啦!”市场大乱，趁机把柴火都挑到西门马房弄据点埋伏起来。晚上总攻开始，我军兵临城下，城内埋伏人员突击撂倒守门警卫，打开城门，大军一拥而上，避免逾越城墙给部队带来损失。3.把伤病员留下，由地方负责收养和医治，即使主力部队轻装上阵，又为地方留下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先遣队攻打福州城未遂，虽然也毙伤一部分敌人，但给自己留下500多名伤员。由于外线作战只好部队自己护理治疗，形成巨大包袱，大大影响队伍机动作战。这些伤病员移给苏区游击队，由连罗地方党委组织医治，大大减轻先遣队的负担。这些伤病员治愈之后，有100多名先后补充到闽东第13独立团，罗源独立营及罗源地方党组织中，成为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骨干。如鲁国跃、吴望水分别担任13独立团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冯品泰担任13独立团团长，后改编为13独立师担任师长;原先遣队营教导员苏国民，伤愈后担任罗源县苏维埃政府组织部长，兼任罗源独立营教导员和中共河阳区委书记。他们经过党的长期培养教育和红军部队的锻炼，把红军的游击战术与优良的政治工作，传授给地方。加上攻克罗源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各种军需战利品的补充，大大提高地方武装的军事素质与战斗力。4.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如上所述先遣队攻打福州留下的几百个伤员，就是长征路上播下的种子。在地方发芽生根，成长为参天大树，为地方后来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做了很大贡献。攻克罗源以后，8月14日上午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罗源城中心的塔兜亭召开群众大会，开展红军革命宗旨和抗日救国的宣传。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刷写“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红军是抗日反帝武装”“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宣战”等标语，以扩大红军抗日影响。红军以实际行动在民众中留下深刻印象。先遣队进城后不住民房，不进客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受到群众拥戴和欢迎。尤其是先遣队政治部，用银圆兑换战士们入城后向市民购置商品时所使用的苏区纸币，红军撤离后不使群众蒙受损失，以实际行动宣传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历史的巧合

　　罗源城的两次解放，都是8月14日。头一次红军长征先遣队攻克罗源城是1934年8月14日，后一次解放罗源城是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于1949年8月14日。两次日子相同，但前后相距15年。解放罗源城的作战指挥也巧合得很，都是粟裕这位常胜将军。头一次他在担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时，亲临前线担任战斗指挥。后一次是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代司令代政委时的战略指挥。考虑到要抓住国民党军全线溃退的有利时机，1949年5月22日，粟裕在指挥上海战役期间，为了及时调整部署，他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请示“我入闽部队是否可能提早”，得到中央赞同，批示“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为实现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粟裕在上海战役结束后迅速调整三野全军作战部署，以第10兵团兵团部，率第28、29、31军执行进军福建任务。接着10兵团迅速集结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为向福建进军作准备。7月2日10兵团奉命向福建进军，8月14日解放罗源。

　　罗源前后两次解放，中间相隔15年。这期间，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中共闽东特委和闽浙赣城工部党组织的领导下，罗源的革命斗争从未停止过，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

　　红军攻克罗源城，把后续事宜交接给地方武装后即挥师北上。红军的胜利使远近的敌人闻之丧胆，大大推动了罗源县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实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全县170多乡村苏维埃中，有110多个乡村实行土改分田，有60多个乡村开展抗租、抗粮和废债斗争。发展经济筹办红军被服厂、透堡制枪厂。把先遣队留下的伤病员分别送到苏区巽屿、北山等医院，动员妇女会会员参加护理工作。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闽东特委决定，中共连罗县委分开，正式成立中共罗源县委，建立罗源独立营。

　　正当人民盼来土改后的第一个丰收季节时，反动政府调兵遣将，对闽东苏区进行大规模反革命“清剿”，限期一个月消灭罗源等县红军游击队。县苏维埃主席阮在永被杀害，砍首示众。他们制造巽屿惨案，焚烧房子100多间，打死干部、战士、群众120余人，绝代20多户。山头海滩到处是血肉模糊的尸体。此时地主恶霸趁机反攻倒算，全县苏维埃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苏区陷落，革命干部、共产党员、游击队员、革命群众被杀害上千人。中共地方组织的骨干只好分散隐蔽，活动基本停止。1935年5月闽东特委书记叶飞提出“恢复老区、开辟新区”等活动方针。随后闽东特委委员阮英平来罗，把分散的游击队员集中起来，成立地方游击第七支队与第九支队，队伍近百人。活跃在罗、古、宁、闽边，后发展到200人，一直坚持到抗日救亡活动开始。这200人队伍除留下少数人之外，编入新四军三支队六团二、三两个营，跟随叶飞开往皖南抗日前线。

　　抗战初期，罗源县保留两个党组织，即中共古罗闽边区委和中共马(鼻)透(堡)中心党支部。他们以“白皮红心”的策略，把公开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归新四军驻榕办党组织领导。1942年初，欧阳友心在罗源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后扩建70人的游击队，活跃在罗源湾一带抗击日伪骚扰。在县城，各界人士也积极发动参军、募捐支援抗日。1942年英华中学共产党员孙道华、傅孙焕(后来是中共福州市委书记、委员)毕业后来罗源中学(初中)任教。孙教我们历史、傅教我们数学，他们用抗日救亡思想和立志报国思想教育学生。在课堂上讲苏德战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苏军攻克柏林歼灭战的故事，讲苏联红军如何英勇捍卫祖国的国土。领导学生组织剧团，演出《红色的马》《压迫》等剧目。教唱《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教唱《延安颂》时，歌词中把“延安”两字改为“中华”，其他原封不动，以避过国民党顽固派的检查。除在城关演出宣传外，还到北山、巽屿等农村宣传演出，唤起民众抗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罗源县连续三天举行大规模游行，欢庆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团结建国。但国民党想独吞胜利果实，准备攻占解放区。罗源首先在罗古林边区开展隐蔽斗争。省委领导人阮英平、左丰美等先后莅临指导，消灭祸害群众冒充共产党的土匪，使老百姓安宁下来。1947年2月龙山会议成立闽浙赣省委城工部后，大大推动城乡革命斗争，在城工部闽东工委林立指派下，陈式山、陈廷藩、温汉钦到罗源开展工作，成立党支部发展党员。1947年10月闽浙赣省委高湖会议上决定成立闽(清)古(田)林(森)罗(源)连(江)中心县委，书记由城工部副部长、地下军司令林白兼任，罗源县委划归林白领导，任命陈式山为书记，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在各区乡建立17个党支部，30个党小组，5支手枪起家，发展游击队达130人。这时罗源先后建有8支游击武装：杨华为队长的连罗游击总队，欧阳友心为队长的连罗宁边区游击队，凌尚武为队长的林连罗沿海工委游击队，李玉镇为队长的连罗边区工委游击队，王俊义为队长的罗源县委人民游击队，徐兴祖为队长的闽连罗边区游击队，黄兆宜为代队长的罗源人民游击队，张道禄为队长的罗古闽边区游击队。这八支游击队都属城工部领导，绝大部分归林白为书记的五县中心县委领导。除此之外五县中心县委直属的主力游击大队，不少时间也在罗源活动。这些斗争一直坚持到罗源解放。

　　深切怀念寻淮洲、粟裕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罗源人民在历届中共罗源县委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全县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纪念红军长征先遣队攻克罗源城的伟大创举，缅怀英烈，铭记历史，在百丈村陈仁书大院，红七军团部的原驻地，建立纪念馆。珍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部旧址”。用实物、图片、旧舍再现当年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英雄气概，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厢房当年寻淮洲与粟裕同睡的木床是原物，尤为珍贵。寻淮洲攻克罗源城后率师北上。在浙皖赣边的乌泥关至谭家桥伏击战中，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他(新组建的第十军团19师师长)亲自带领部队夺回制高点。不幸的是在夺取制高点战斗中身负重伤，在部队转移途中牺牲。他的牺牲是红军的重大损失，使我党失去一位年轻有为的军事指挥人才。展馆的影片、图像，仿佛是粟裕征战四方、戎马生涯、叱咤一生的缩影。粟裕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家、战略家，他一生为国为民，是彻底、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常胜将军。毛泽东称他最会带兵打仗，刘伯承称他是最优秀的将领。陈毅与他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消灭蒋介石245万军队，占30.6%，是四个野战军之首，而且打下开封、孟良崮、济南、上海等几个硬仗。粟裕生前曾留下过“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之句。他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1955年授军衔时，毛主席提议粟裕当元帅，他坚决谦让，最后才定大将之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一心为民，两让司令，三次先遣，四渡长江，五人前委，六次负伤，七战七捷，八省征程，九死一生，十大将之首。这是对粟裕大将最完美的褒奖。（游德馨）